摘要：宪法解释作为对宪法规范具体含义的阐释，应当具备法律效力，亦即解释的内容在时间、空间上和对人发生拘束力，这一点并无争议。 ...
[20] 朱福惠、刘木林：《论我国人民法院的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提请权——以立法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为视角》，《法学评论》2013年第3期。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巨大的地方性差异，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在现实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和手段尚不足以承担起全部的治理功能，就需要通过多元、多渠道、多形式的民众参与途径，来落实地方性、局部性的公共事务管理。因为观念和利益的多元化，社会成员与制度的冲突引发了高发的群体性事件。
[12]参见梁军锋:《中国参与式民主发展》，中央党校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加快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二是程序的合法性，政权的产生、更迭和组成、运行方式，必须得到选民以投票的方式来进行检验，统治的权力是有限的，并受到宪法法律和政治程序的约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权利时代公众主体意识的觉醒、现代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公共性吁求，都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推动了公众参与的兴起。[3]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0页。
[13]而我们对国家和政权合法性的传统表述，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或者说历史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逻辑来展开的，但这两种合法化逻辑都蕴含着合法性解释能力的不足，也缺乏足够的规范性价值基础。参见费孝通:《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2－73页。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更像是交通规划师，它的主要角色是构建出一套完善、有效、可持续发展的交通系统所需的完备的基础设施。
（3）要求建立更为有效的执法体系。此外，由于法院的组织地位低于行政系统且判例制度尚付之阙如，以个案审查为基础的行政诉讼实践通常难以使某一判决产生广泛的政策影响。由此可见，执法检查的目的并不限于就事论事地督促依法行政、依法司法，而是兼顾法律实施与制度完善。[54]有一些执法检查报告还要求加强行政机构内部的纪律，强化对执法人员的监督并对违纪人员进行查处。
通过关注那些较少被纳入到司法审查过程的立法，执法检查显示出其相对于行政诉讼的制度优势。常委会通常也会在年度监督计划中将相关的检查重点予以公布。
尽管法院偶尔也会结合案情向行政机关提供司法建议，但行政诉讼过程中法院的职责通常致力于并止步于审查行政行为与具体执法规范之间的契合性。[41]《环境影响评价法》（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8年第7期，第734页。较为典型的例外情况就是《土地管理法》。如发现有重大的典型违法案件，可交由专门委员会调查或由委员长会议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7]同注[32]，第183页。[69]挤占挪用执法经费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现实中，执法检查作为一种监督手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雏形初现，并经过90年代的制度化后最终于2006年被《监督法》所确立。四是对限制复议权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
[19]参见注[1]，第17页。[36]第二，加强执法机构的独立性。
为此，作为监督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意识地利用这一契机强化其对执法预算保障的监督，努力构建有可持续财政支持的执法体系。（2）影响执法优先次序的裁量。
[50]这一建议在《农业技术推广法》修订过程中被充分吸收。参见《劳动法报告》（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96年第8期，第119页。项目建成后，达不到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不予验收。[52]《农业部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报》2013年第1期，第33页。[1]作为一种常规的监督方式，它必然会对以国务院为顶点的行政系统以及行政执法的过程构成约束。[11]该条规定：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包括合理用能的专题论证。
有报告指出，一些地方存在用公用经费发放教师津补贴、偿还学校债务，将校舍维修改造资金用于日常办公开支等现象。在司法审查中，法院通常要扮演被动角色，特别是在启动程序上。
在某些领域，由于政府机构改革及职能转变滞后，执法部门与执法对象之间往往存在着亲缘关系。地方各级财政累计投入312.42亿元，重点支持了公共气象服务和气象现代化建设。
史博臻：《食安风险评估分中心落户上海》，《文汇报》2014年2月26日，第3版。通过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触及法院无法触及的影响法律实施的其他因素，同时也能由此带来司法审查所无法产生的政策效果。
例如，有报告建议，国务院要对各部门之间的检验能力建设统一部署，加强规划，适当整合，科学配置，并督促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区域性规划，整合食品安全检验力量，建立健全检验网络和信息沟通平台，避免浪费，提倡资源信息共用共享，提高监管资源利用效率。因此，它自然而然地将执法经费及其他条件的保障作为重要的因素加以考量。总体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实现了多重制度功能，某些功能甚至超越了监督权限的边界。参见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26页。
2000年至2013年，中央财政对国家气象事业的投入累计803亿元，年均增长15%。为了叙述方便，后文将此类报告简写为《x x法报告》。
例如，一份执法检查报告反映，对于《节约能源法》第37条（要求实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制度），不少单位对落实好这项制度认识不足，执行不力，部分公共建筑空调温度的设置夏季过低、冬季过高，有些办公楼在空调运行的同时还开着窗户，浪费能源，尽管国务院办公厅还专门下发了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二是加大中央财政一般预算内环保资金投入，中央财政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十一五期间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
在法定功能发挥的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意识地将其他监督功能平移并嵌入到执法检查的过程中。其中，作为外部机制的行政诉讼制度则又成为关注焦点。
再次，为完善立法提供建议。[70]为了确保经费投入到位，执法检查组通常采取两种措施开展监督。例如，执法检查组在2010年要求，各级农业、民政等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和工作指导，及时发现并解决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问题，切实维护农村妇女的财产权益，[15]以便使《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得到不折不扣的遵守。下述《种子法》的执法检查报告对农业、林业部门与相关经营单位脱钩情况进行详尽说明：各地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认真落实种子法关于种子行政主管部门与生产经营机构在人员和财务上必须分开的规定，改革种子管理体制，明确执法主体，理顺执法管理与生产经营关系。
其次，监督过程受规范和程序的拘束程度不同。总体而言，执法经费和条件保障方面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颇为欣慰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并非无视这些缺陷。《若干规定》所描述和确定的上述功能为1999年颁布的《关于改进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工作的几点意见》（简称《几点意见》）以及2006年制定的《监督法》所继承。
例如，2013年《气象法》执法检查报告便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予以首肯：气象法明确要求将气象事业纳入中央和地方同级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7]《建筑法报告》（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03年第6期，第630页。
